崇禎十五年,基于對敵我形勢的分析,皇太極給崇禎皇帝寫了一封長信,信中,皇太極表示愿議和通好。

　　不料,這一議和情況被兵部尚書陳新甲的書童誤傳了出去,眾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私定議和條款。迫于壓力,崇禎皇帝將責任全部推給陳新甲,責令其悔過,后又將其處死。

　　直到亡國的最后時刻,崇禎皇帝才意識到“策遼事者,不宜戰(zhàn)而宜和也”,可惜已經于事無補、無法挽回敗局了。

　　其實,明朝在與后金的軍事對峙中,不是沒有看到議和的好處,也曾多次主動議和,但又多次破壞議和,以至于不可收拾。這是一種奇怪的結局,也是多種因素匯集的必然歸宿。

　　首先,明廷上下缺乏議和的大環(huán)境與氣氛。明朝始終未給議和創(chuàng)造必要的條件,朝野上下一直堅定地認為后金是國賊兇寇,必欲翦除、掃蕩之,議和者被斥為是“頓忘國賊”,“損威辱國”,“詛師養(yǎng)寇”的禍胎,將“釀無窮之釁”。

　　在這樣一種氛圍中,主持議和的人無一不身負惡名:袁崇煥以“謀款通敵”之罪被磔;錢龍錫以“密謀主款”之罪長戍不赦;陳新甲與清議和之事暴露后立遭殺身之禍。這種攻擊、反對議和的聲浪持久不衰,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壓力,在這種壓力下任何議和主張都難以暢行。

　　其次,明朝的政治家們在議和問題上大都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。他們以為議和是明朝對后金的施舍和恩賜,對方必須就范,始終放不下天朝大國那種凌駕于一切之上的架子。

　　明朝首次與后金議和時,袁崇煥對后金使者的“恭敬和順,三步一叩,如遼東受賞時,并書封稱大人”,很是欣賞、陶醉,進而錯誤地認為這是皇太極兵力不濟,乞求休戰(zhàn)的表現(xiàn),并想趁機“而制其死命,俾不得再逞,以休息天下”。

　　再次,明朝皇帝對議和曖昧遲疑、出爾反爾。天啟皇帝曾贊揚袁崇煥“戰(zhàn)守可恃,操縱合宜,深慰朕懷”,當袁崇煥被攻訐去職后卻說:“袁崇煥談款一節(jié),所誤不小。”崇禎帝則更為惡劣,他最初譴責“袁崇煥托付不效,專事欺隱”,繼而信其“引敵脅和”,加罪名處以極刑之后,又“以復仇為志”,一味地反對與后金議和,并嚴禁臣子與后金的一切往來。

　　所以,盡管陳新甲與清的議和,完全是在崇禎帝的直接指揮下進行的。但議和之事泄露后,崇禎帝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,馬上換了一副面孔,以陳“戮辱我宗藩”的罪名將其誅殺。面子雖然保全了,但明、清議和的大門又一次關上了。而這扇大門另一邊的皇太極,對議和還是抱有誠意的,他甚至已經初步劃定了兩國的邊境線。

　　一次很有成效的議和,一次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,卻因為崇禎皇帝死要面子而草草收場。明朝的皇帝這時似乎還沒有意識到,他將為自己的出爾反爾付出沉重的代價。